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坚持辩证统一，以改善生产关系为重点，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以深化改革为重点，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
毛泽东指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一旦失去正确理念，经济政策就会迷失在无知、短视与利益的纠结之中。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各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高频词汇。目前，地方政府倾向于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补”，把供给侧改革和拉动需求简单对立，对其任务的长期性和改革性内涵认识不足，在实施过程中重点攻坚“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简化为企业关停并转和淘汰落后产能。学术界热衷于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加以解说：有的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寻找理论依据；有的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供给主义为核心，简单照搬里根经济学；还有的从新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等理论进行解释。无论是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供给侧管理的供给学派，都有局限性，都只能参考借鉴，不能用以指导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
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符合中国实际，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超越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对立与争论，采用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摆脱“用需求管理来处理需求问题”和“用供给管理来处理供给问题”的二元主义困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充分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深化改革为核心，综合使用需求侧与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工具，运用系统化思维统筹推进。
坚持辩证统一，以改善生产关系为重点，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决定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要不断完善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和提供持久的动力。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规律出发，才不会陷入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之中，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全面取消政府管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等内容。如果仅仅从生产力这个层面上，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供给结构以实现与需求结构的对接，就没有抓住要义。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又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在于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从长期看，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提高生产力；从中期看，重点推进针对要素有效投入和要素升级的改革，优化土地、资源、资金、环境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推动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升级；从短期看，政府要主动作为，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和支持市场功能的作用，克服各类市场失灵，稳定市场和社会秩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唯物辩证法认为，抓住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匹配。从总体上看，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滞后。虽然从1982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投资增长率达到21.2%，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实际形成的基础设施积累和人均财富占有水平仍然比较低。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86位（2014年），只与泰国、安哥拉等国相当；城镇化率只有54%，与发达国家普遍达到80%以上的水平相距甚远。从结构上看，“先富起来”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升级得不到满足和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一方面，2014年我国消费者的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销售额近一半，不少民众到国外抢购商品，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还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底）不仅收入水平低，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等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的困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甚至更低，2013年贵州人均GDP仅为22922元人民币（3724美元），不及世界第110位佛得角（3785美元）的水平。现实告诉我们，马克思所预言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远远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诸多需求远远没有满足，不存在绝对过剩，当前所表现出的产能过剩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发展空间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如果能够充分释放，现有产能将难以满足。因此，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协调表面看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根源是发展水平低和发展不充分。
这就要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谨慎“去产能”，不能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生产能力简单地关停淘汰。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用发展的办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在着力优化结构的同时持续扩大投资，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供需矛盾，推动生产力整体上改善。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进一步加大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经济活动，也是政府责任所在。当经济下行时，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各种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并能引领、带动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从而减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要培育形成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合理产业结构。从当前社会需求来看，产业结构过低或过高，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一味地追究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要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培育，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以适应从低端到高端各个层面的社会需求。
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以深化改革为重点，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市场供求失衡表现为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本质上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经济问题，既要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从整体调整、全面联系、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多环节寻找答案，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流通体系和消费体系。
首先，从生产环节入手，既推动企业通过向海外转移、就地淘汰、转型转产、优化重组等措施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又要善于用供需两侧加强调控引导，形成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让企业按市场需求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和产品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其次，要注重运用互联网等最新科技手段去改善分配和流通环节。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生产流程、供应链方式、销售渠道、物流体系等进行改造提升，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基础上，使企业摆脱物理空间限制，更大范围地拓展市场范围和规模，使产品和服务更加快捷、方便并符合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再次，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导向，用人民需求的满足程度来检验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加大政府和社会投入，在实现民生兜底的基础上，减小社会贫富差距，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
眼光放长远，行动在当下。学习贯彻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略是一项长期任务，必然随着实践展开而进一步深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悟深悟透其中精髓要义，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