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国前的三十年，中国在寻求走什么发展道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在尝试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中国在探索如何走市场经济道路。当前，是过去三十年的结束，是下一个三十年的开端。中国在走向兴盛之际，需要突破现有的模式，寻求新的发展之路。
以文化为先导
大国的复兴，需要有强势的文化，文化决定国家的发展高度。
文化的崛起要看文化本身有无生命力。文化生命力的核心标志是看能多大程度上解放人类的身心，能多大程度上支撑社会的公平和制度的公正。中国历史上当所处朝代的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公平时，则民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所以出现大汉雄风、盛唐风采、康乾之治；反之社会文化被贪得无厌、权谋野心、压迫无度、腐化成风所主导时，则千夫所指、民怨沸腾，必然出现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这不得不让人重新衡量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份量。
先进文化的建设不仅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整理和创新，还需要超越国界，超越种族，克服狭隘的国家和民族思想，站在世界发展进步的高度，去研究和总结人类的文明成果。优先发展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大力推动国际思想文化交流，以软实力带动硬实力。在不断地继承中发展，在不断地发展中创新。
西方的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基本上是遵循着在继承发展本国文化的基础上来壮大国力，如英国的宪政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但要看到西方所高举的民主和平等的文化，虽然使自身发展迅速，但那是建立在对别人不民主的前提下，是建立在对他国不平等的基础上。为了抢占资源，争夺市场，可以军事入侵，经济讹诈，内部侵蚀，外部遏制。倡导人权自由，却掺杂着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执。加上功利主义泛滥，实用主义横行。致使国际秩序动荡不安，摩擦不断，环境恶化，战乱不停。
世界大师级的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的汤恩比博士和日本的池田大作共同预测：二十一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孔孟的忠孝仁义、克己至诚。大乘佛法的智悲双运、万物平等。他们认为 “这应该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中国要发展先进的文化，那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一切文化的精髓谦虚学习，认真继承。二十一世纪若真的是中国的世纪，那一定不是因为中国的军事武备，钱多财厚，国大人多，一定是靠深远的智慧和开阔的心胸，是靠坚实的责任和先进的文明。
以发展高科技为突破口
大国的复兴，需要先进的科技支撑，科技决定国家的发展水平。
2008年至今的全球经济危机，致使大批民营企业倒闭，这凸现了中国因多年缺乏高科技创新而造成的产业结构脆弱。因缺乏足够的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核心技术，使得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分配格局中处于低端的不利局面。这种被动局面与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直接相关。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指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国家中，居于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透过严峻的事实可以看到，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中国的发展必须以发展高科技为突破口。
科技的成长，创新的进步，需要富有活力的文化土壤和推崇创新的社会氛围。创新的文化一旦和现实的需求相结合，再加上配套的政策制度，便会涌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美国今日科技的领先地位是其内在文化的自然延伸。同样中国要形成自己的创新文化，需要摒弃原有文化中对创新精神存在着无形的压抑和束缚的部分，融合鼓励探索创新的文化元素，让原创意识和探索精神具备坚实的文化根基。
科技创新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和充足的资金投入。科技创新需要风险投资、债券市场、收购市场、知识产权、法律诉讼等配套的政策制度和金融体系来支持。金融体系为高科技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高科技的成果又为金融体系带来高额的利润。但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尚不健全，相关配套政策落实效果还欠理想。比如在科技评估和奖励方面，在靠拼凑甚至抄袭就能拿学位、评职称的情况下，必然是少有人去费尽心血搞原创，原创精神必然会被挫伤。加之研发经费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有限的经费利用率还很有限，科技创新能力很难提升。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一流的人才队伍。中国的人才的总体规模超过六千万，但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人才匮乏，能引导科研领域发展的战略型科学家更是寥寥无几。如何以完善的科技体制，培养好人，留好人，用好人是支撑科技进步的重要条件。同时，科技创新的主体结构也有待调整。中国的创新项目近百分五十是由政府承担，而政府在高科技创新项目的研发方向上很难完全具备精确的判断。直接面向市场面向需求的企业，才更具备对高科技创新方向研判和把握的条件。因此，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必然条件。
创意的文化，完善的制度，充足的投入，丰富的人才是获取高科技成就的重要条件。能为人类贡献更多的高科技成就，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为在发展中体现人文精神，在奉献中体现终极关怀，在创新中体现智慧文明。
把握全球化进程，坚定国际化道路
大国的复兴，需要开放的格局，开放的程度决定国家的发展空间。
在国际化分工越来越明细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难以在自给自足中实现，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面临着能源、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严重制约，中国需要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大推进国际化的力度。随着经济持续的增长，能源对外的依存度越发加深。中国能源的紧张局面会逐步凸显。因此，深化国际化的战略协作，加强能源开发的合作利用，事关我国的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安全性。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投资的逐年扩大催生的过剩产能，仅靠国内市场是消化不了的。积极开发海外的市场成了必然途径。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国际化经营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打开国门，在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等诸多方面展开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在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合作，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没有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中国发展的土壤和环境。所以坚持和深化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既是我们发展的目的，也是我们发展的途径。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过程，发展到一定时期有可能出现暂时停顿甚至局部倒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坚持正确的国际化方向。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冒进。认真研究全球化的规律和影响它的各种因素，谨慎甄别机遇和风险，控制好自身国际化的步伐和节奏。
国际化不仅是产品、技术等领域的国际化，同时也是一个大国的道义责任的国际化。中国要担当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有必要超越站在一国之得失的惯性思维。树立全球化的视野，培养服务世界的胸襟，承担适当的国际责任。拿出解人之困的胸怀，救人之危的魄力，忘我奉献的气度。没有哪个国家视会文明为威胁，没有哪个国家会与友善作敌对。道义责任的国际化不仅减少的是中国发展的阻力，同时利于建设和平共处，共谋发展的良性国际秩序。
寻求新模式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大国的复兴，需要完善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潜力。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后，环境污染，资源锐减，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大量涌现，这些突出问题，仅从局部层面做出有限的调整，已然难解发展模式本身的根本症结。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已是对过去30年经济增长模式敲响的警钟。
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以片面追求GDP增长为目的，以牺牲环境和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为代价，以生产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产品为支撑，低水平、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增长方式。而这背后带来的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能源紧张，管理水平不高，贫富差距扩大，浪费严重等诸多隐患。这些障碍已经严重阻碍和约束着我们的发展，已有的发展模式中已难以有大的突破。
原有的发展模式对资源的消耗巨大，对环境的破坏惊人，并产生大量社会问题。近来赤峰的水污染，陕西凤翔的儿童体内含铅量超标等事件便是鲜明的体现。GDP标准基于的前提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片面的对GDP增长率的追求，造成自然资源的迅速耗竭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污染。中国荒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8%，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经济成就的背后留下的是河山一片狼藉，大地满目疮痍。环境问题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已经构成很大的危胁。
以GDP为各级政府的任务和考核指标，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都在围绕GDP服务，是造成短视、浪费、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拆是GDP，建还是GDP”，为了GDP而人为要扩大投资、不少地方为了政绩，为了投资而大势拆建，加上大量的重复建设，造成大量耕地被商业建设永久吞占。国家的健康发展需要以新技术，新制度，来衍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走积累财富，适度消费，平衡发展的稳健道路。不能仅看GDP的增长数字，不能让GDP成为充满霸气的话语权，不能让GDP成为蔓延于社会的浮躁心态，更不能让GDP成为少数官员手中置换政治资本的便利工具。
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更应看重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后者关系到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民的权益福祉、国家的长治久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更要保证社会公正，控制贫富差距，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不能让全国人民辛勤的付出换来的建设成果，仅仅惠及一小部分地区，富起一小部分人。这不仅有违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改革初衷，更背离了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立国之本。
因此必须以理性、全面、平衡的原则作为新发展模式的指导核心。改变以GDP为中心目标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国家健康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人民快乐健康的中心目标，提倡生产节约，生活节俭，减少能源和资源的使用，加大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快完成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国家又快又好、可持续的发展才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
农民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结构
大国的复兴，需要稳定的社会结构作支撑，稳定的社会结构决定国家的发展根基。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经济率先出现了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在二季度已达7.1%的主位水平。除了充裕的外汇储备和高效的运行制度外，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拥有从市场、生产、消费以及投资等方面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农业问题、土地使用效率问题、农村建设问题，农民的生产力开发和生活水平提升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既是艰巨的发展任务，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并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民的政治地位有了历史性的突破，改革开放更是让农民踏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但实事求是的讲，农民的生存状况至今仍不能令人满意，依旧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紧箍咒般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经济制度下发展艰难。目前城乡收入比已经从1978年的2.47:1,扩大到了2008年的3.36：1。如果再考虑城公共财政的投入，和城乡物质文化生活的条件差异，有关方面推算，这个数字应在8：1左右。悬殊的贫富差距直接威胁的是稳定的社会结构。
在改革建设取得相当成就之后，农村所分享的改革成果与自身做出的贡献并不成比例。这严重压抑了农民的潜力，抑制了农村的活力。农村的地域广博，人口众多，潜力巨大。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妥善解决农村问题，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国内过剩的产能问题，而且是解决社会稳定建设不可逾越的核心问题。此外农村的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需要大量的投入，激发农村市场的活力，可以形成支撑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可靠动力。
这需要加快“农业四化”的建设进程。即土地集约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职业化。土地集约化是基础。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途径。农村的城镇化是制度上的保障。农民职业化是发展的要求。国家要制定政策鼓励大农场的开发建设，重点是发展农村规模化经济，逐步把农村巨大的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实现农业、工业、商业、技术、金融一体化。这既符合地方实际，又符合国家发展特色农业经济的总要求。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小 结
中国的发展需要战胜前进途中的重重障碍。文化需要重整，科技需要创新，格局需要定位，制度需要革新，社会结构需要理顺。中国要成为世界进步的中坚，需要对自身问题的勇敢直面，对发展方向的果断抉择。需要中国在文化、科技、发展模式等层面为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以前尚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要求我们撑起风帆渡海。文化（culture）、高科技（high technology）、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新模式（new model）、农业（agriculture）五个词的英文首字母组成的是英文中国China。先进文化为航标，高新科技为船桨，开放格局为风帆，新发展模式为航道，稳定的社会结构为船体，一流的国民为船手。在崇高目标指引下踏上征程，在历史使命召唤下扬帆起航。